大福華：一場大雨的腳注_獨家焦點

今年4月份，《無盡的玩笑》正式從印廠里入庫，進入發售階段。從翻譯完稿到最終面市，這是一本國內讀者期待了整整12年的書，無論編輯還是譯者，都在這本書完成的過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時間。然而，這場需要耐力的文學跋涉并未就此終止，在正式出版后，對每個讀者而言閱讀《無盡的玩笑》也需要大量的時間與耐力，這本100多萬字的小說遍布著繁多的人物和故事支線，還有復雜的句子和凌亂的結構方式。僅僅讀完一遍或許還是不夠的，想要徹底搞清楚《無盡的玩笑》的故事線和人物的經歷，還需要再讀第二遍乃至第三遍去厘清。總是抑制不住滿頭大汗的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在焦慮和抑郁中寫完的這本《無盡的玩笑》，也仿佛是他留給我們的一項無盡的閱讀。

本文為《無盡的玩笑——一場文學耐力競賽》專題第三篇，《大福華：一場大雨的腳注》。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專題《無盡的玩笑——一場文學耐力競賽》B06-B07。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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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12年才出版的《無盡的玩笑》，到底有多難編輯？

關于《無盡的玩笑》的X種猜想

撰文｜項荻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簡稱大福華，他在《無盡的玩笑》中所塑造的故事，很多都來自于自己的人生經歷。在深入了解華萊士的人生之后，對于《無盡的玩笑》將會有著更加豐富的理解。

《無盡的玩笑》，[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著，俞冰夏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一代人最杰出的頭腦

“他那代人最杰出的心智”（the best mind of his generation），如果你谷歌這句英文，排第一的就是《紐約時報》悼念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文章。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謚號”，大家也樂得以此標簽談論他，不論有沒有真的讀過他。然而，“人們膜拜天才是為了讓自己心安理得”。如果撕開標簽，親自跟隨華萊士的心智去冒險，這種旅程一開始或許還有點像豪華郵輪之旅，但最終你會變成一個海難幸存者——在同風浪、旋渦和白鯨殊死搏斗之后。閱讀華萊士無疑會讓人變得“崇高”，因為根據雪萊的定義，崇高便是“艱難的快樂”。

華萊士是一個罕見的文化偶像：他正好站在其他文化偶像的交叉點上：塞林格、巴勒斯、喬伊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維特根斯坦、科特·科本……華萊士是一個多功能偶像，可以同時滿足讀者的各種崇拜需求：叛逆青年、博學雅士、街頭老鳥、孤獨藝術家、硬核哲學家、早逝天才。

即使對文學、數學和哲學本身并無太多興趣的讀者，仍然難免通過其他門徑走向華萊士——通過他五花八門的非虛構作品：比如網球和費德勒、大衛·林奇的電影、AV產業、龍蝦美食節、9·11、共和黨的總統競選……甚至只要你學英語的話，大概率遇到他那篇《這是水》的網紅畢業演講。華萊士像那種當年的“門戶網站”，幾乎通往世界的一切，而世界的一切也通往他。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健碩得足以消化一切的心智，卻也始終陷于自我分裂、懷疑和內耗。在谷歌上，“那一代最杰出心智”除了第一條指向華萊士，其他幾乎都指向金斯堡長詩《嚎叫》那著名的開篇：“我看見這一代最杰出的頭腦毀于瘋狂”。心智和頭腦，其實是同一個詞（mind），我情愿在華萊士的語境里翻成“心智”，因為“讓大腦像心臟一樣悸動”，是他孜孜以求的藝術目標，盡管在他本人身上，理智和情感似乎并未真正和解。

從華萊士書名的標題里，便可以窺見這種分裂和無奈，比如《一件應該有趣的事但我再也不會做了》《盡管你最后當然還是會變成你自己》。這些標題里保留了一個邏輯學高材生曲折的思考過程以及歷經曲折終究難以逃脫的宿命感。一件有趣但再也不做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我有個朋友一聽到這個說法便蹦出答案：“自娛自樂”。其實這個答案并不離譜。華萊士寫的本是一次豪華的郵輪之旅，進而發現當代生活無非也是一次孤獨的享樂之旅。理性人趨利避害，最終卻越享受越孤獨，越孤獨越沉迷于享受。你享受了你自己，但最終你也許不想再做你自己了。

《最后的訪談》，[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著，徐陽子 譯，大方|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

這基本上是華萊士所有作品的核心悖論，只不過他將其演繹出更為復雜的變體。比如，一個人分享自己的快樂，到底是為了別人還是為了自己？一個人做好事是不是為了虛榮，而如果他刻意不留名的話是不是其實隱秘地更加虛榮？中國人講“論跡不論心”，而華萊士要大論特論的正是這個“心”。也許這同他自身的哲學背景有關，因為對于康德來說，內心的善意永遠比客觀的結果更重要，若以結果為導向，人本身便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任何對于“心”的追問都可能把人逼瘋，更不要說華萊士有先天遺傳的抑郁癥了。

華萊士的自殺很容易套進“天才vs 時代”的故事模板里。但他身上真正的戰斗并非抵抗時代（如木心所說的“在自己身上克服時代”）。華萊士要克服的是自己，他的戰斗是“我與我周旋久，寧不做我。”外部時代只不過為這種自我之戰中自私的一方，提供了足夠的彈藥和誘惑——那種只有當代社會才能生產出來的近乎無限的娛樂和娛樂至死的道德。

如果要問華萊士的心智造像的話，它不會是羅丹的思想者，而應該是埃舍爾那種自我循環的詭異畫面：兩只手互相畫出對方。最終，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正如西西弗斯，并不只是一個人的名字，也是對于一種永恒掙扎的概括。西西弗斯無法擺脫循環的強加的苦役，而當代人也很難跳出循環的強加的享樂。

問題是，人當然可以完全不推石頭，卻無法完全戒除享樂——那明顯也是違反人性的。因此華萊士式的掙扎比西西弗斯更為復雜和吊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生活是一場無盡的戰爭，對象是那個你不可或缺的自己。”

大衛·華萊士與“大福華”

《每個愛情故事都是鬼故事：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傳》出版時，距離他自縊僅僅過去五年，可見“華萊士神話”的熱度。

在我看來，這部傳記的意義并不在于把神話還原為人，比如說華萊士夸大了他在體育和數學方面的強大（他更擅長邏輯而非數學）、在他的非虛構名篇里有時會為戲劇效果而虛構細節、他私生活的種種真相（有一些好笑，有一些可悲）。相反，我認為真正值得講述和討論的部分，是通過種種線索，看他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提煉為“大福華”（DFW）——一個文學品牌，一個讀者間的接頭暗號（正如“王小波”），代表我們共享一種智性的追求、一種黑色的幽默、一種難言的痛苦。

大衛·華萊士生于1962年2月21日。父親詹姆斯來自學術世家，畢業于康奈爾大學哲學專業。母親薩莉出身農戶，但后來考取曼荷蓮學院攻讀英文系，終成英語語法方面的權威專家。華萊士還有一個小兩歲的妹妹艾米，她是一個健康快樂的普通人。而華萊士在繼承家族才華的同時，也繼承了抑郁癥——他母親薩莉的姐姐和叔叔都因抑郁癥而自殺。

文學并非華萊士的第一選擇。他熱愛網球并認真考慮過當一個職業選手（他15歲時的最好成績是中西部排名第17）。他大學選了阿默斯特學院，一所全美頂尖的文理學院，主修哲學和英語。而在哲學中他尤其喜歡數理邏輯，而非道德哲學。像很多年輕人（也許包括維特根斯坦本人）一樣，華萊士夢想用一種純粹理性技術的方式來理解或者說拆解現實世界，而這是他后來（也許亦如維特根斯坦本人）所極力反對的，因為理性可以拆解世界，卻無法拆解自己，最終困于孤獨和唯我論。

華萊士的聰明震驚了同學和老師。本科畢業時，他不僅拿到了數量創紀錄的學術獎項，還提交了兩份頗有分量的論文。一份是哲學論文《命運，時間和語言：論自由意志》（2010年出了單行本），另一份基于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小說《系統的笤帚》（1987），獲得《紐約時報》書評家角谷美智子的贊賞。作為小說家的“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由此出道，可以說頗為成功。

《系統的笤帚》，[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著，何江 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5月。

傳記提到，華萊士在六歲時寫點打油詩之類的東西，下面就會簽上“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特意在中間加入母姓“福斯特”以增加長度。畢竟“大衛·華萊士”這樣的名字太過平平無奇，所以他出第一部小說時仍然用了加長版。不過華萊士卻會對友人抱怨這樣的設計全是出版商的主意，這似乎表明他多少也對其中虛榮感到羞愧。

有意思的是，當他九年后以巨著《無盡的玩笑》而名滿天下，加長版的名字又會被讀者自發縮減為“大福華”。可以說華萊士的一生，很早就輕易跳出了泯然眾人的命運，但到生命的最后，“大衛·華萊士”仍然在應付“大福華”帶來的期待和壓力。在他有志超越《無盡的玩笑》而最終沒有完成的遺作《蒼白的國王》中，他又放入了兩個“大衛·華萊士”——他們仍在爭奪故事的篇幅和作者的權力。

大福華與糟糕的人類

小說雖然并非華萊士的第一選擇，但最終卻是一個必然選擇。

華萊士在大學畢業后確實在哲學和小說方面都有更進一步的努力，他先后被亞利桑那大學的創意寫作班和哈佛大學哲學系錄取。他在創意寫作班完成了一部小說集，名為《頭發古怪的姑娘》。隨后他申請到了去雅多當駐地藝術家的項目，在那里他見識到了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所能享受到的紙醉金迷。他后來又很輕松地上了哈佛哲學系，卻已無心學習了。那種純抽象的思考，并不能滿足他對于當代生活的批判和渴望。

很多聰明的作家（比如羅伯特·穆齊爾、米蘭·昆德拉、科馬克·麥卡錫）都強調過，小說提供了一種綜合性觀察思考世界的方式。這無疑也是華萊士最終選擇小說的原因之一。還有另一個與學術偏好無關的原因，那就是抑郁癥。此病從小便糾纏華萊士，只不過他自己和父母都還不明所以。但大學階段華萊士兩次因為抑郁癥而不得不休學。正是在第二次休學期間，他開始認真地寫起小說。

寫小說是他表達自我、緩解痛苦的方式，因此他的小說先天就強調與讀者的心靈溝通，他要獲得的不僅是崇拜，也是共情——雖然并不是人人都有抑郁癥，但人人都會感覺到孤獨。這種深入骨髓的孤獨無法通過娛樂來緩和，反而會因縱欲而加深。而只有真正的好的藝術，才可以化解孤獨之苦。

“真的好小說盡可以給出一個它想要的黑暗的世界圖景，但它會找到一種方法在描繪世界的同時照亮我們在其中作為人類生活的可能。作家的工作是做心臟復蘇，搶救那些不論時代如何黑暗，仍然熠熠發光的人性的、神奇的東西。小說講的就是如何做一個糟糕的人類。”

這是華萊士31歲時給《當代小說評論》做的采訪里說的。他是一個接受采訪的高手，很多片段都像經文一樣為評論者反復引用，畢竟很難再比他說得更好了。

華萊士的第一部小說《系統的笤帚》，靈感來自于某天他聽到有個朋友說，情愿活在小說里。這話旁人聽來并不難理解，也不會大驚小怪，卻正好切中了華萊士的痛點。在《笤帚》中，女主角也懷疑自己不是一個真人，而只是活在一部小說里——她懷疑自己瘋了，而我們知道這的確是事實。這個設定并不僅僅是個聰明的玩笑：也許我們都只是活在別人寫下的小說里，還不自知。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笤帚》是華萊士24歲的作品，他對“糟糕的人類”所知道的還遠遠不夠多。當他后來接觸到更多所謂成功人士，他發現他們每天做的，無非是打掃自己作為名人的雕像，也就是說，成了虛構的奴仆。

華萊士從一開始就反對這種虛構，甚至對反思這種虛構的“元小說”也保持警惕，因為這其實是一種“說謊者悖論”——當虛構者直接承認自己在虛構，就為他贏得了一種誠懇的姿態，然而那有可能也是虛假的。華萊士費了大功夫來反對“元小說”的招牌人物約翰·巴斯，最終成果是《頭發古怪的女孩》里壓軸的中篇小說《帝國向西開疆拓土》。

只是如前所述，在其遺作《蒼白的國王》里他又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元小說，也許做一個小說人物，的確好過做一個糟糕的人類？我們再也聽不到華萊士的說法。

大福華與大師

華萊士極力反對后現代主義，但他無疑仍然屬于后現代主義。而這或許正是“后現代”的吊詭之處。后現代其實是一個屬于美國六十年代的概念。后現代文學的巔峰是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1973），而品欽是華萊士最重要的精神導師。盡管華萊士自己也許更愿意把這個頭銜獻給唐·德里羅，畢竟德里羅其人其作都更容易親近。然而，單看德里羅的話，華萊士肯定寫不出《無盡的玩笑》（1996）。

《弦理論》，[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著，林曉筱 譯，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7月。

任何關于華萊士的介紹里必然包含這樣一個時刻：大學的某天，華萊士正在和朋友討論《百年孤獨》，另一位室友（一位名叫查理·麥克拉根的富二代學弟）便扔給他們一本托馬斯·品欽的《拍賣第四十九批》。華萊士讀到品欽，“就像鮑勃·迪倫發現了伍迪·格思里。”

品欽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世界圖景以及筑造鴻篇巨著的技術。品欽的世界雖然也怪誕、可笑、碎片化，背后卻由技術和復雜的陰謀串聯，在互聯網誕生和全球化成熟以前，便預言了那樣一個世界的模樣。這種思考框架無疑也構成了《無盡的玩笑》的骨架。

然而在華萊士出道的八十年代，后現代巨著已經變成恐龍般的舊日傳說。當時流行的是卡佛式的、寫中下層階級的極簡派現代主義短篇小說。另一種流行讀物是諸如《美國精神病人》之類成功人士、紈绔子弟自述燈紅酒綠的長篇小說。華萊士此前出版的兩部作品表明，他有足夠的才能去戲仿任何題材、任何腔調的作品，可是他卻并不愿意輕易向市場妥協。他并非不覬覦別人的成功，但他的野心遠遠比此更大。

在《頭發古怪的女孩》出版之后的幾年里，華萊士的生活一度陷入多重意義上的谷底。藝術上他寫不出新東西。而身體上反復發作的抑郁癥令他無法工作（他選擇的工作是創意寫作老師）。這當然又導致了他經濟上的問題。有一陣他不得不去當電腦公司的門衛。而在巨大的壓力下，他越發沉迷于各種自我麻醉。他從學生時代就有抽大麻的習慣，后來又染上了抽煙、酗酒、濫交。這當然只會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他不得不住進自殺監護病房。醫生告訴他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折騰到這步田地，華萊士必須尋求改變，開始參加康復聚會。這是一個意外而又必然的選擇。意外在于，這類康復聚會實際上是反智、反自由的——他們強調謙遜地、近乎盲目地遵從“脫癮的十二步法”，別多想，別多問。而華萊士參加這種聚會的必然性在于，正如他們墻上掛的橫幅所寫的：“你最好的腦筋，讓你淪落至此。”華萊士也許比聚會上的其他人聰明，但他一樣無法駕馭自己的自由。最終他的聰明都用到自欺欺人和自我放縱上面了。而且戒癮的確是一件需要互相支持的事，孤獨的人太容易破功了。

康復聚會壓住了華萊士的癮，同時還提供給他新鮮的素材。盡管組員分享的故事，應該是不許外傳的，但華萊士仍然把它們寫進了小說。單從技術上來說，他早已掌握了品欽式大工程的能力，只是缺乏材料去填充。就成品而言，《無盡的玩笑》是一個相當奇特的成就。小說分為三條線，網球學校、康復中心和魁北克恐怖分子，串聯起整個故事的則是一盤名為《無盡的玩笑》的錄像帶，它能令一切觀者看到上癮，從而陷于嬰兒般的癱瘓狀態。

錄像帶代替了品欽和德里羅那代人所恐懼的核彈，當代人不是死于宏大的戰爭，而是死于看似猥瑣可笑、微不足道的癮。這種設定不難讓人聯想起艾略特《空心人》的結尾：“這是世界結束的方式，不是轟然巨響，而是一聲低吟。”有些學者喜歡把華萊士稱為“后后現代主義”，在我看來其實華萊士只不過重拾了現代主義的某些取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現代主義的意識，還給后現代世界里扁平化、符號化的人物。

更準確地說，華萊士還給人物的意識，其實來自于前現代的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兩者都寫過專文論述。華萊士很后現代地倒轉了卡夫卡的箴言“籠子在尋找鳥”，變成讓鳥去尋找籠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無疑就是這樣一只鳥，在險死還生從西伯利亞歸來后，他便從一個自由派變成了保守派，而那只籠子便是古老的俄羅斯帝國。在卡夫卡和陀翁的筆下，人物總是陷入無止境的自我糾結和自我辯論中，因為他們既不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又無法接受上帝的不存在——如果用華萊士式的語言來翻譯：“生活是一場無盡的戰斗，對象是你不可或缺的上帝。”

當然，在《無盡的玩笑》中，人物執著的不是上帝，而是別的東西，比如癮君子渴望毒品，而網球少年渴望勝利。有個好笑而又可悲的例子是：有個選手每次上場都會帶把手槍，威脅對手如果自己輸了的話就當場自殺。網球學校和康復中心構成了一種平衡，一邊是極力追求榮譽、享樂、智力、自由的年輕人，另一邊則是強調謙遜、苦行、反智、服從的中年人。你也許并不信服康復中心是網球學校的解藥，但這本身并不是小說的目的。小說只是把兩邊都擺出來給你看——兩邊實際上都充滿人類的荒誕和悲哀。

天才與兩種鳥

《無盡的玩笑》出版之時，華萊士才34歲，翌年便得了麥克阿瑟獎，即俗稱的“天才獎”。不過他很快便把巨額獎金慷慨地分給了康復會認識的各種朋友，這一點倒也頗有其精神偶像維特根斯坦之風。書本身已經足以給他經濟上的自由，而各種文學系都紛紛向他敞開大門。

在華萊士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他并沒有經濟和工作方面的壓力，動蕩的生活漸漸趨于平穩。他的非虛構作品也打出了名堂，稿約不斷。然而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仍然是小說。

當然，要超越《無盡的玩笑》——可是從哪個方面呢？《玩笑》中，各種分裂的觀念和沖動恰好達成了小說的平衡，而超越就意味著打破平衡。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面對世界和個體之間的僵局，華萊士一直有兩種相反的沖動，可以用兩種鳥來描述。一種是精衛鳥式的沖動，孜孜不倦地用個體的意志去填滿廣大的世界。而另一種是鏘鏘鳥式的沖動。那是一種他大學時代小說練筆里虛構的一種鳥，“沿漸次縮小的圓形軌跡飛行，最后消失在自己的屁股里。”也就是說，鏘鏘鳥想要消除的不是世界，而是自己。

華萊士接下去的兩部小說集代表了這兩種沖動。《對丑惡男人的簡短訪談》（2000）盡管在形式上實驗極簡主義，其實是一部精衛鳥式的、意識向外發散擴張的書。此書篇目雖然大多短小，但通過精心的擺盤，大有以男女關系提喻、囊括當代社會運作奧秘之心。小說里甚至有一個僅兩段共八行的超短篇，題目是《一段后工業時代的極濃縮歷史》。

而《遺忘》（2005）在形式上雖然極盡繁瑣，卻是一部鏘鏘鳥式的、意識向內壓縮的書。雖然這部故事集中的情節外殼，還保留了一些后現代的黑色幽默（比如：有一個“拉屎藝術家”，能拉出來直接成型、惟妙惟肖的雕塑），但人物內核已經完全是卡夫卡《地洞》里的鼴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了。他們的反復糾結，幾乎到了不忍卒讀的邊緣。他們意識過剩，無法真的做到書名里的遺忘，或者說忘我。小說甚至直接提出：“意識是自然的噩夢”。

對于意識的態度，華萊士始終是矛盾的。他大力痛批享樂主義，正是因為酒精、性愛、毒品、一個有75個頻道的電視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可以無限滑動的短視頻），會讓人意識麻木，喪失人格，最終淪為巨嬰。但另一方面，有意識便有痛苦，保持意識便是保持痛苦，這種苦行說起來英勇，實際卻很難堅持。

后來變成網紅畢業演講的《這是水》，發表于小說集《遺忘》的同一年。“小魚并不知道老魚提到的水為何物”，這個故事是華萊士從康復聚會上聽來的，在《無盡的玩笑》里便用過。然而我很懷疑這里面有文化傳播的偏差，因為在《莊子》中疑似原版的故事里，水并非魚需要隨時注意的東西，反而最好忘掉。正所謂“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意識”問題難以解決，這或許是華萊士最后的長篇《蒼白的國王》，在苦心經營十余年后，始終無法完成的內在原因之一。

《無盡的玩笑》已經批判過娛樂，《蒼白的國王》就要歌頌娛樂的反面——無聊。這就像喬伊斯寫完“白天之書”《尤利西斯》，接下去自然要寫“黑夜之書”《芬尼根覺醒》。華萊士的創作規劃，在邏輯上是完全正當的，甚至可以說相當聰明。但在邏輯上很順滑的東西，實操起來卻困難重重。

《蒼白的國王》寫的是美國國稅局（IRS）里的會計們，因為這是華萊士所能想到的最無聊的職業。“不被無聊到，這是現代生活的關鍵。如果你對無聊免疫，就絕對沒有你做不成的事。”——這是書里經常被引用的金句。

稅務會計被華萊士抬高到某種超級英雄的高度，然而他卻始終找不到他們免疫的理由。這個理由不能是某種超自然的神力，那就太作弊了。華萊士本人嘗試過天主教和禪修，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如果忍耐失去這類宗教方面的支撐，便很難堅持。

《無盡的玩笑》描述了問題，《蒼白的國王》則試圖給出一種解決，華萊士有意讓此書建立某種道德模范。但眾所周知，小說家一旦有了這種意圖，作品往往會顯得虛假。華萊士的未完成，其實也因為拒絕了虛假的解決。

另外的問題是，《蒼白的國王》雖然討論無聊，但本身讀起來不能無聊。而會計的工作又實在太無聊了，絕非《無盡的玩笑》里網球學校和康復中心那樣妙趣橫生。反過來說，如果華萊士在會計辦公室里加入過于夸張的戲劇，那就違反了這個工作的無聊屬性，那當初就沒必要選這個來寫。

華萊士甚至還想在長度本身上超過《無盡的玩笑》。他出版的遺稿有500多頁，而這在他構思中只有全書的三分之一。雖然昆德拉教導過，現代小說要“敢于深入一個玩笑黑色的深處”，但華萊士恐怕走得還是有些太遠了。也許《蒼白的國王》做成某種當代藝術品，是比小說更好的表現形式。

“大福華”的文學雄心（或者說我們對于天才“大福華”的期待），最終壓垮了大衛·華萊士的肉身。寫作不順令他貿然停下了服用多年的抗抑郁藥，以便擁有“普通人”的體驗，然后一切便不可挽回了。自殺最終解決了一切焦慮，永遠在自我搏斗的意識終于放棄了戰斗，也終于放棄了自我。46歲的華萊士，像他大學時代寫下的鏘鏘鳥一樣，消失于世。

作者/項荻

編輯/宮子 西西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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